【 这是一篇我很少读到的一篇文章，尽管这篇文章已经过去了4年，但－－至少对我而言，还是有很多的触动。

        我是江西人，这是客观。确实，1986年的时候，读报纸就知道江西人才流失，连大学体育老师都要流失。

        后来在广告调查中，有一位广告老总说，他要编写《营销江西》，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也一直期待着他的大著。。。。。至今还是没有等到。

       2001年，我也读到了《发展江西工业经济30条》，很纳闷何以这般？

       后来更多的知道，江西连一个“赣文化研究中心”都争出了很大的矛盾。以我的知觉，这种矛盾僵持着。今年都市报江铃观察下的江西文化乃至于一系列什么江西人的文化当今解读，甚至湘文化对比解读，看是看，也提不起多大的劲头。

      后来，陆续听到江西范围内某大嘴的中部崛起的抑制说法，说还是要一些冷思考。我不禁为该大嘴的冷气寒颤。

     这是一篇外省人走马观花看江西的文章。说是走马观花，其实还是花连功夫的。也只有外省人的学问眼光才看得透，才说得出。现在的治理江西实事，似乎证明，还真是外来官员好动手，眼界高，没有滞地管理者的人及纠缠。

     记得一个学生问我，日后如何走？我说，你3年不要积累一分钱，用年薪10万，读美国的MBA,否则，公司除了榨干你现有的才智，3年后难有提升。泡3年美国，回来还可以管10年用。3年之后也才27岁，届时又有年轻，又有经历，又有高视野的智力，到37岁，应该是烽火岁月。

     我从这篇文章，似乎读出了省域经济发展管理，其实等同于公司管理。台湾学者都将中国朝代当作公司来研究，省情经济如何管理，其中妙法，何尝不如此。

     政治管理，俗称官场管理，也可以用来公司管理。呵呵，也许乱说。乱说。

     文章有点长，感悟者慢着看－－－－－】

主持人的话
       关于当今江西，好评如潮，不时可见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媒体，我们的耳边渐渐热闹起来。加上本地媒体上天天可见的“莺歌燕舞”，我们可能开始习惯于这热闹，而且，一份赣人遗失太久的底气正在这热闹中生发开来。这与昔日的江西———人们的耳边几乎清寂似古刹禅院，深秋旷野，亦构成一个可心的变局。
    《解读江西》一文，是近年来我所读过的来自省外的文字中最长的一篇。它不同于一般的消息、通讯，记者们的写作大抵是就事记事；又有别于一般的观感、印象记，文人的写作不乏浮光掠影。此文的作者张道刚先生，显然有较好的经济学素养和宏观思维能力，几个月前本观察曾转载他发表在《南风窗》上的《山西突围》一文。此文则是他今年9月间赴赣深入调查、感受后写出，他以大量的统计数字为材料，贯之以学理性思考，循序渐进，直逼要穴，使之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解读”。
       在读了我用E—mail传过去的此文后，江西财经大学教授李建德先生以为一个外省作者对江西能够写到这份上颇不容易。而我在几遍读下来后，对于江西昔日被甩在“锅底”的落后，有了一种可谓切肤入骨的后怕之感；对于江西大地上因人气指数逐步飚升的这场巨变深感欣慰，并由衷感喟：赣人终于神爽气迈，抓住了可能是这块土地上的最后一次历史性机会！
       再一点感想是，要真正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我们的路还很长，走起来决不会轻松。在耳边渐渐习惯热闹的时候，头脑还得保持足够的清醒。在我就要结束此段文字时，窗外传来吹号敲鼓的哀乐声，几十个人的送葬队伍，一袭白色披挂，堂而皇之地走着，一个月总有这麽几次。窗外却不是深巷陋路，更不是郊外村外，而是车水奔流、新楼迭起的八一大道……

张道刚 （安徽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决策咨询》编辑部主任，《南风窗》《经济观察报》特约记者）
记者手记
        未到江西之前，我像大多数外地人一样，对“江西在中部崛起”一说将信将疑，甚至认为其背后掺杂着某种炒作和“作秀”的成份。
        江西人少了暂时落后的拘谨与寒酸，多了渴望崛起的自信。这就是人气，一个落后地区最为稀缺的资源。眼下，“崛起”一词对于江西人来说，可谓耳熟能详。
未到江西之前，我像大多数外地人一样，对“江西在中部崛起”一说将信将疑，甚至认为其背后掺杂着某种炒作和“作秀”的成份。
        这种怀疑不能说没有足够的出处：自改革开放以来，江西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和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均处于华东地区和中部地区的“锅底”。令江西人有着切肤之痛的是，一边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个已被许多地区用滥了的千古绝句，出自王勃的《滕王阁序》，其版权属于江西）的自慰，一边是差距越拉越大的尴尬。一位江西的朋友曾无奈地对我说，近些年，江西的人才流失岂止是“孔雀东南飞”，连“麻雀都东南飞”。
        这样贫穷落后的省份有什么能量崛起？然而，在江西调研期间的所见所闻，逐渐改变了我对江西的“偏见”。
        先来看江西的人气指数。一位江西的官员告诉我，去年南昌市拿出500万元在中山路搞了个“亮化工程”，这在沿海发达地区本是个再平常不过的事，亮灯的当晚，却引来了几万人摩肩接踵、热气蒸腾的盛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为政者心酸的现象？因为“九五”期间，南昌市几乎没有大的市政工程。一个小小的工程就使老百姓从身边的变化中看到了江西未来崛起的希望，我们这些当官的还有什么理由再让江西的老百姓失望？
        一位出租车司机问我：你是第一次来江西吗？我点了点头，他说，我们省里和市里的书记都是从沿海发达地区来的，本事可大啦，南昌城都快成了一片“大工地”。
        一位大学教授对我说，以前江西的专家学者几乎是不看江西的新闻，不说江西的事，颇有“哀莫大于心死”的意思。现在可好啦，不断地参加各种有关江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研讨会，几乎比美国总统小布什还忙。
        江西人少了暂时落后的拘谨与寒酸，多了几份渴望崛起的自信。
        这就是人气，一个落后地区最为稀缺的资源。
        江西的经济发展指标也正在从中部地区拉出一条类似于股市的阳线。
        在江西调研的那几天，我不断地问：难道这就是我所感受到的江西？如果是，这一切变化又得益于什么？
        江西提出“在中部崛起”的背景,说出自己落后需要一种勇气，而敢于找出自己落后的症结，则需要一种气度和智慧。江西人大胆地捅破了这层纸。江西之所以提出“在中部崛起”一说，有着深刻的背景。
        落后的数字背后，折射出的是观念的落后，体制和机制的落后。
        有差距就有想象的空间、谋划的空间、发展的空间，乃至跳跃的空间。在进入新世纪的

        第一年，机遇之门再一次向江西透出缝隙。
        近些年来，面对来自周边省份咄咄逼人的竞争压力，江西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纵向比，江西可能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但是横向比，别说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就是与中部地区的一些省份“论剑”，江西也多是甘拜下风。
        说出自己落后需要一种勇气，而敢于找出自己落后的症结，则需要一种气度和智慧。江西人大胆地捅破了这层纸。
        先来看江西提出“在中部崛起”前的差距。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从人均GDP来看，2000年，江西人均GDP为4851元，只及全国人均GDP的68．5％，其绝对数的差距由1990年的506元扩大到2000年的2227元。江西人口占全国的3．3％，而GDP仅占全国的2．2％，2000年江西GDP总量居全国第17位，而增幅只居全国的第23位。从经济结构来看，2000年，江西第一产业的比重达24．2％，比全国高8．3个百分点，是全国农业比重最高的5个省区之一。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仅为34．8％，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由1990年的10．4个百分点扩大到2000年的16．1个百分点。从人均财政收入来看，2000年，江西人均财政收入为269元，全国是1060元，江西比全国的差距由1990年的151元扩大到2000年的791元。从城市化水平来看，江西城市化率为27．6％，比全国低8．6个百分点。到2000年，江西城市人口超过50万以上的只有南昌市，其他10个市均未超过40万。与发达省市相比：2000年，江西的人均GDP为586美元，仅为上海的15％，浙江的39％，广东的40％，江苏和福建的41％。再拿引进外资来说，2000年，江西实际利用外资仅为3．28亿美元，与外向型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相比，只及江苏的5％，两省间的比较差额从1990年的3．8亿美元扩大到2000年的62．72亿美元。与中部地区省份相比：2000年，人均GDP湖北为7188元，湖南为5639元，河南为5444元，山西为4937元，安徽为4867元，而江西只有4851元，处于中部六省的倒数第一位，不及中部地区“老大”湖北的67％。

        由此可见，无论在华东还是在中部地区，当时的江西都处于“锅底”位置。江西省统计局综合处处长彭道宾告诉我，在江西提出″在中部崛起″之前，随着发展差距的不断拉大，江西经济在全国的位次逐渐后移，已从中等偏下滑入落后地区的行列。江西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进出口总额分别由1978年的第23位、14位、16位退至2000年的25位；人均财政收入由第24位退至27位。其中，经济增长速度、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和全员劳动生产率等重要指标都处于全国倒数5位以内。
        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一书对全国各个地区进行的评估分析，江西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为6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7个百分点，排名24位，处在第一阶段的发展期，在全国属于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较低的10个地区之一，还需经过29年才能实现第一次现代化，比全国要慢11年。江西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为27，排名23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显示，按江西目前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2053年，比全国要晚三年。

        数字是枯燥的，但数字也最具真实性和直逼性。
        也就在那时，江西周边省份以及中部地区的一些省份可谓“亮点”闪烁，“高招”迭出，这更对江西造成一种挤压。远的不说，就拿与江西毗邻的浙江来看,2000年，这个人口与江西不相上下，而国土面积远远小于江西，自然资源更不抵江西的沿海省份，却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2000年，GDP总量6024．3亿元，人均GDP13461元，分别居全国第四位和第三位。而2000年江西GDP总量不到浙江的33％，人均不到浙江的39％。浙江城市化率已达48％，江西为27．6％。当时，浙江经济民营化已达80％以上，区域性的″块状经济″超过亿元的已有500个，形成产值近6000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一半。而江西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只占15％。此外，浙江的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大多以30％以上的速度递增。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浙江和一个艰难爬坡的江西。
        当时给江西以挤压的还远不止沿海发达地区。就中部六省来说，湖北正在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带，湖南提出工业化战略，河南喊出“中部崛起看河南”，安徽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契机，激发农业的体制优势，山西实施了“突围战略”。
        守望这片热土，江西曾承载过太多的沉重。
        这些年，不能说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冲击波”未对江西人的心理造成震撼，但这些犹如一颗投向湖面的石子，在激起短暂的涟漪后，又复归平静。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江西就曾提出″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的追赶战略，可20年过后，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拉大。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对造成差距的原因不甚明了，加之没有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支撑，这个诱人的战略，也只是让江西人热血沸腾了一次而已。
        不知从何时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人谈到江西时，语言变得含蓄：“那是一片红土地，有发展的潜力。”江西人在某些场合说到自己时，也用词谨慎：“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其实，落后的数字背后，折射出的是观念的落后，体制和机制的落后。
        江西自古农耕条件较好，素有“富农”之称。也正因如此，过上温饱生活之后，江西人小农意识的本性开始显现，江西的农民满足于“白米饭，红炭火，老婆孩子热炕头，天上神仙不如我”的温饱型田园生活，维系着“一群鸡，两头猪，三亩地”的小生产格局。而这是与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是格格不入的。
        在发展战略上，很长一段时间，江西在强调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忽视了工业主导地位的形成，尤其是温饱问题解决后，未能及时实行战略转移。有人曾形容江西的官员是“讲农业讲半天，讲工业一支烟，讲金融摸不着边”。
        这才是冰山的一角。梳理江西落后的症结，你会痛心地发现，江西人的“官本位”意识之浓超乎人们的想象。“官本位”现象在全国都有，但江西一度特别严重。许多优秀人才流入了公务员系统，而没有流向市场。江西的官员见了面之后，常常第一句就是：“最近挪了位子没有？”而沿海发达地区的人见了面肯定是问：“最近发了没有？”两种回答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此外，江西的地方官员调换过于频繁，没有相对的稳定性，许多战略得不到落实。有的地方官员屁股还没坐热就挪了位子，往往是“张书记栽桑，李书记挖塘”，搞短期行为和“政绩工程”，发展战略缺乏连续性。
        在内外的双重挤压下，江西人越来越缺乏自信。
        南昌大学教授、著名作家胡平告诉我，当时江西的官员，还有专家学者，去首都或是外地开会，越来越习惯于坐在后面，极少发言，多是伸长耳朵静静地听着别人的慷慨激昂，纵横捭阖。久而久之，别人对江西便有了“不吵不闹，不叫不到，不给不要”的印象。江西人一边是冷冷的麻木，一边又是幕燕釜鱼般的焦灼。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江西人苦苦又久久地涌动崛起的渴望。
        有差距就有想象的空间、谋划的空间、发展的空间，乃至跳跃的空间。在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机遇之门再一次向江西透出缝隙。2001年12月，中共江西省委第十一次党代会郑重地向全省人民提出“在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目标，并把时间细分为三步走：第一步，在今后5年，各项综合经济指标在中部省份位次前移并力争进入前列；第二步，用10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工业化；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是后来江西人常挂在嘴边的“崛起三步曲”。一时间，江西上下群情振奋。
        江西人看到了江西未来的缕缕曙光。

        从“请进来，走出去”到“崛起三步曲”
        对于相对封闭的江西来说，只有剔肉指骨的直逼性，才能起沉疴于霍然。为此，孟建柱认为，江西经济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是思想观念问题。
江西浩浩荡荡“走出去”，抱回来的是一个个胖乎乎的“金娃娃”。
        从“走出去，请进来”到“井冈山会议”，再至“崛起三步曲”，可谓瓜熟蒂落。
       去年4月，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履新江西后，到基层转了一圈，他发现，江西经济的落后，最根本的在于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差距。比如，江西的土地资源比较丰富，但用地政策较死。而上海和浙江是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所用土地要比江西难得多。上海人和浙江人却开动了脑筋：征用土地不行，就租赁土地，租赁不行，就土地入股。土地指标用完了，就到东北租地种粮食，把人家的土地算作自己的耕地，然后再来建工业园区。反观江西，一些官员唯上是从，丝毫不敢越雷池半步，生怕丢掉自己的乌纱帽。其实，“市场经济的所有办法在上海可以试的在江西也可以试”。再比如，江西没有一条出省的高速公路，为啥？交通部门把权紧紧地抓在手中，认为修路只能自己搞，生怕别人来吃“肥肉”……
        对于相对封闭的江西来说，只有剔肉指骨的直逼性，才能起沉疴于霍然。为此，孟建柱认为，江西经济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是思想观念问题。
        如何解决？“请进来，走出去”的决策由此浮出水面。这便有了后来为期三个月的“解放思想学教活动”。令人称道的是，江西的这次“解放思想学教活动”在形式和内容上大胆创新，强调“跳出江西看江西，立足全局看江西”，以“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荡涤思想，更新观念。
        2001年5月10日，一场大规模的“请进来，走出去”解放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在江西拉开序幕。
        与以往会议不同的是，这天动员大会的“主角”是现任辽宁省省长薄熙来。请薄熙来担纲江西“请进来”活动的第一主讲，足见江西高层决策者的良苦用心。在那天有上万名官员参加的报告会上，曾被外界称为大连市“三张名片”之一的薄熙来，介绍了大连经济发展经验，特别是经营城市的经验，让许多在场的江西官员茅塞顿开，原来自己天天生活的这个并不美丽的家园，打扮好了也是一个无价之宝。薄熙来的精彩演讲被阵阵持续的掌声打断。
        也就是从那天起，江西的决策者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以开放促改革，借助外力打开江西人的思想之窗。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后，各种经济论坛、高层讲座和研讨咨询活动火爆江西。一股股“思维旋风”劲吹赣鄱大地，其势之猛，需求之热，密度之大都出乎人们意料。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首席谈判代表、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来了，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黄奇帆（现为重庆市副市长）和浦东新区副区长周汉民来了，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和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来了……这些官员和专家学者的登堂开讲，不仅使江西人大开眼界，也使江西的官员在如何利用资本市场，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资金筹措问题，以及怎样盘活国有企业资产，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等方面，开启了思路。现在江西的官员听“周末专家讲座”已成为一种时尚。基于此，江西的媒体称“请进来”是一次“思维盛宴”，是打造新江西人的一场“头脑风暴”。

       与“请进来”相随的是“走出去”。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江西频繁地“走出去”与广东、上海、浙江、江苏、湖南、湖北、福建等周边省份和沿海发达地区进行“亲密接触”，所到之处，劲刮“江西旋风”。2001年7月10日，江西在上海举行“招商引资项目推介会”。这是江西历史上规模最大、阵容最强的一次招商活动。推介会展出了体现江西特色、具有较高投资价值的500多个项目，包括农业开发、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与改造、旅游开发、基础设施等。最后，江西签下了100个项目、100亿元投资的大额合同。此次推介会不仅轰动了江西，而且还被外界称之为上海的“江西旋风”。
        今年4月中旬，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省长黄智权率党政代表团考察了浙江。这一次，江西同样收获颇丰。在期间举办的温州洽谈会上，江西引进的浙江资金合同额高达90多亿元。仅今年上半年，江西从浙江实际引进资金就达47．97亿元，占江西实际引进省外资金的32％。难怪有人撰文称江西经济“泛浙江化”。然而，江西并未浅尝辄止。紧接着，江西在全省布置学习浙江经验，江西省委提出了《关于学习浙江经验，进一步提高改革开放水平，加快经济发展的意见》，江西省政府出台了相关配套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省属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快工业园区建设，推进城市化进程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的若干意见》等4个可操作性的文件。就拿加快发展民营经济这个文件来说，它提出了包括放宽民营经济经营领域、放宽民营企业注册登记限制、降低准入门槛、下大力气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等在内的7个方面28条新措施。
       谈及此举，江西省政府副秘书长肖四如给我分析道，2001年，江西私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只有60．54万户，只及浙江的33．9％，注册资本275．62亿元，只及浙江的13．4％，纳税额26．24亿元，只及浙江24．5％。此外，浙江经济民营化率已达80％以上，而江西经济民营化率只达15％。由此可见，江西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主要差在发展民营经济。江西意欲加长民营经济这条“短腿”。今年上半年，江西省发展私营企业6000户，新增从业人员9万人，注册资本52．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2％、70％和1．53倍，分别居中部六省第一、第二和第三位。
        今年8月，继访问浙江之后，江西省党政代表团又访问了福建，仅“闽江之行”就带回了363亿元“大单”。
        有媒体说，江西浩浩荡荡“走出去”，抱回来的是一个个胖乎乎的“金娃娃”。
        在为期3个月的“解放思想学教活动”之后，江西经济发展战略日渐清晰。
        去年8月份，江西省委、省政府在井冈山召开了一次全省上下较为关注的会议，会上，江西第一次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以大开放为主战略，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战略思路，以及“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战略分工定位。谈及此战略的背景，江西省委政研室副主任余树清告诉我，提出“以大开放为主战略”，是因为对当时的江西来说，开放比改革更重要，想通过开放来促改革；提出“以工业为核心”，是因为工业化水平低一直是制约江西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提出“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是因为这是江西的比较优势之所在。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围绕加快发展，江西省委出台了30条《意见》，省政府归纳出台了60条《实施办法》。有人形容这“30条”和“60条”是招招“见血”。其可圈可点之处在于把管理重心下移，使决策指挥靠前，放权以企业，放权以县市。随后，江西省分两批压缩行政审批事项711项，占原有审批事项的63％，同时把省级建设项目审批权下放给市区。此外，对设区市财政上解、土地出让金上交、支持贫困县财源建设等几个方面作了调整，省向市县让出了近7亿元。
        江西人后来说，过去的解放思想是在一个圈子里，现在是反过来，划了一个圈，圈外的东西都可以搞，这样思路就豁然开阔了许多。
       从“走出去，请进来”到“井冈山会议”，再至“崛起三步曲”，可谓瓜熟蒂落。2001年12月，中共江西省十一次党代会提出江西从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并把崛起时间细分为“三步曲”，其中第一步的5年时间直逼中部地区“第一方阵”的湖北、湖南，使“第二方阵”的排位重新“洗牌”，明确了在中部六省“进三争二”的赶超目标。在发展战略上，提出“以大开放为主战略，以工业化为核心”，替代20年来沉迷于“画好江西的山水画”“在山上再造一个江西”“把江西经济大厦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农业战略；
        在对外开放的战略定位上，江西甘当配角，提出了“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积极融入“长三角”和“闽三角”的产业分工定位。
        江西从失落中找回了自信，从崛起中看到了希望。

        解析江西的“田忌赛马术”
        如果江西不使出“杀手锏”，新一轮的产业梯度转移将会掠江西而过，到那时，江西将是两手空空如也。
       当江西人换一种视角和观念审视脚下的这块土地时，发现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所在。
        江西有什么？换句话说，江西在区际间竞争中的最大“底牌”是什么？
近些年来，中部地区一度处于“东西夹击”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中部与东部的差距急剧扩大，中部缺乏东部的开放优势。另一方面，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部少了西部的开发优势。在国家发展战略重点呈“H”状分布的态势下，中部地区该如何“划好中间这道横”？
        对此，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有着一番独特的理解：有人说，中部是“不东不西，不是东西”。表面上看，中部地区被忽略了，但东西部开发开放的态势，给中部带来了左右伸展的空间。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部不是“东西夹击”而是“左右逢源”。
        这种判断是睿智的。经济发展中区域梯度差异的存在和转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规律。梯度差或位差就是发展的机遇与空间。20世纪80年代，沿海地区曾成为承接港台地区和日、韩、新等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基地。现在沿海发达地区为了产业升级的需要，又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而江西可利用区位优势、低成本优势和环境资源优势，做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接力手”。此外，现在发达地区粮食市场已经放开，这又为江西的农副产品打入沿海市场提供了空间。因此可以成为其优质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这也是江西在一种更为广阔的领域进行分工，即做经济发达地区的“粮仓”。
        而江西省省长黄智权说得更加直白：中国加入WTO后，海外技术与产业的转移也将改变过去只投向沿海的局面，跨国公司一定会在中国内地与沿海间进行重新布局。这对江西乃至中部地区而言也是机遇。也就是说，江西若要加快发展，必须在国际分工、国内分工、东南部沿海发达省市分工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借势发展。
        换句话说，如果江西不使出“杀手锏”，新一轮的产业梯度转移将会掠江西而过，到那时，江西将是两手空空如也。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战略定位“浮出水面”，并在2001年8月的“井冈山会议”上首次“公开亮相”。“三个基地”就是把江西建设成为沿海产业转移承接基地、优质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劳动力输出基地，“一个后花园”即沿海地区群众旅游休闲的后花园。这个战略定位一经披露，顿时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江西主动甘当配角的“低姿态”战略定位实属少见。有人说，江西的这个定位不够“高”。而江西的决策者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这个看似比较低的定位，却适时地捕捉分析了江西所面临的机遇，这就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江西有着极大的互补性，通过与东部的经济合作，以及对沿海产业的接替，可以使江西在担当配角的过程中求得更大的发展。并且，这一定位在有利于发挥江西比较优势的同时，也符合江西现阶段的省情。它表明了江西参与全球分工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首先要与沿海发达地区接触，而且要甘当配角，体现了现阶段江西可以有所为、可以大有所为的产业领域和产业发展层面。因而，孟建柱说：江西与沿海的关系，他们是主角，我们是配角。
        当江西人换一种视角和观念审视脚下的这块土地时，发现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所在。江西的“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战略定位，也正源自于江西特殊的区位优势和明显的比较优势。
        先来看江西的区位优势。从区位上看，江西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东邻浙江、福建，南连广东，西接湖南，北毗湖北、安徽，与武汉南京、上海、深圳、港澳等中心城市相邻近。也就是说，江西处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三角区这三个最具活力、最富饶的核心区的辐射交叉点上，是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等四省一市的共同腹地。从交通条件来看，江西至上海、广州、香港的航空时间大约都是1小时，京九铁路穿境而过，江西正在打通全部出省高速公路。可以看出，这种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为江西承接三个经济最发达地区的辐射，并为其配套服务提供了比其他省份更好的地理条件。

        再来看江西的低成本优势。说起低成本优势，江西人称之为“三低一高”。首先是江西土地、水电的价格比其他省份低，加之劳动力成本低和原材料成本低，因此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也较低。比如，在江西修建高速公路，每公里2000万元就够了，在浙江和广东修建，都超过4000万元，在上海修建，超过6000万元。江西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只有一些省市的1／2到1／3。同样的道理，上海的厂房每平方米要700多元，还要加上地价，而江西只要350多元。其次是江西属欠发达地区，职工收入水平低和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导致劳动力价格低廉。江西的人均工资只有上海的1／3，只有广东和浙江的1／2。因此，劳动力成本低是江西吸引海内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筹码。第三是原材料成本低：江西建筑材料相对东部沿海地区来说，黄沙、水泥等价格较低。而且矿产资源比较丰富，金属矿产人均占有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显然，江西的“一高”，就是投资回报率高。
         如果说前两种优势只是明显而不独特的话，江西的环境和资源优势可谓得天独厚。
         从自然禀赋来看，江西生态环境优越，自然生态条件较好，其区域生态水平在全国居第六位。江西森林覆盖率达60％，居全国第二位。江西境内的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其面积相当于整个上海市，达5100平方公里，而且没有污染。此外，江西还有丰富的以红色、绿色、古色而著称的“三色”旅游资源。这一切使江西充当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后花园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
        有了“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战略定位，江西人豁然开朗。基于“甘当配角”的定位，江西的许多市县实施了战略“转向”。如毗邻浙江的上饶市提出“掉头向东，面向沿海，接轨浙江”战略，意欲成为浙江产业转移的重要基地。过去一度被江西人视为“劣势”而难以启齿的“三大优势”，如今成了吸引投资者的有效筹码。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战略效应开始显现：拿招商引资来说，至去年底，江西引进外资5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68％，增速列全国第二位，引进省外资金183亿元，同比增长了一倍以上。与此同时，一批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也纷纷踏进江西的大门，江西正在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地区。
         这就是江西以比较优势取胜的“田忌赛马术”。
        

                    江西为何提“工业化核心战略”
        江西把“以工业化为核心”置于发展战略的首位，是睿智而艰难的抉择。
多少年来江西一直沉迷于“画好江西的山水画”“在山上再造一个江西”“把江西经济大厦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农业战略。在如此的背景下，工业自然难逃落后的劫数。江西省省长黄智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如果江西的工业能占GDP的50％，那就标志着江西崛起了。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江西是个后来者。江西的战略构想是这样描述的：以工业化为核心，以大开放为主战略，以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强动力，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加快推进城市化和城市工业现代化，不失时机地推进信息化，全面提升综合竞争力。
         字数不多，但主次分明，“槌槌敲到鼓心”。从中可以看出，江西把“以工业化为核心”置于发展战略的首位，是睿智而艰难的抉择。
        为什么提工业化而不是知识经济？显然，在知识经济已现端倪的今天，这个提法不够“响亮”。孟建柱是这样理解的：江西还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省份，工业的比重占GDP的1／4都不到，可以说，江西最为紧迫的是要补上工业这一课。试想，没有工业的发展，怎么会进入知识经济社会？若要一步跳到知识经济，就可能产生“空壳经济”的现象。因此，江西在中部的崛起，关键是工业的崛起。
         江西之所以把“以工业化为核心”放到战略的突出位置，源自于江西的工业之痛。
        江西省社科院资深研究员阮正福告诉我，很长一段时间，江西在强调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忽视了工业主导地位的形成，尤其是温饱问题解决后，未能及时实行战略转移。就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江西提出的工业发展思路也仅局限于“大力发展食品加工业”。由于农业资源环境的优越，大多数江西的官员感到抓农业比抓工业更为得心应手。
         可以说，多少年来江西一直沉迷于“画好江西的山水画”，“在山上再造一个江西”，“把江西经济大厦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农业战略。在如此的背景下，工业自然难逃落后的劫数。
         由于工业的落后，一系列问题和矛盾都由此派生出来。如工业落后，则农业产业化经营缺乏主导力量，农产品难以转化，农业的产业链难以延长，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难以解决；工业落后，小城镇没有产业支撑，就会陷入“空城”乃至“死城”，进了城的农民又会返回乡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多年来，江西的企业规模偏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只占到企业总数的1．3％，大型企业数比全国水平低1．9个百分点，企业年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的只有11家，企业盈利水平排全国26位。江西还没有一个企业进入国家120户重点扶持名单，进入512户重点扶持的企业也只有10户。由于企业规模小，使工业行业专业化程度低，江西尚没有一个工业行业的集中度达到70％。
         此外，江西的工业结构也不合理。2000年，轻重工业之比为41．5：58．5，而在重工业内部，又以低附加值的原材料工业为主。更为重要的是，江西工业投入不足，如2000年，工业基本建设总投资和更改投资仅相当于中部六省平均数的48．6％和48．9％。

         经济现代化的实质是工业化，工业的落后，必然导致整个经济的落后。南昌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新建给我分析道，2000年，江西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为3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6个百分点，处于全国倒数第二位。2000年，江西人均GDP比全国少2235元，主要是人均工业增加值只有1301元，仅为全国的41．6％。江西的人均工业增加值在中部六省最低，比排在第一的湖北少1866元，比排在倒数第二的安徽少533元。工业对GDP的贡献率仅为26．7％，比全国低17．56个百分点，工业对财政的贡献率为27％，比全国低17个百分点。
        从通常衡量工业化水平的6大指标看，2000年，江西人均GDP为586．6美元，农业劳动力比重为51．9％，制造业占GDP比重为4．9％，也就是说，这三项指标处于工业化初期末；机械工业占制造业比重为11．7％，机电产品占制造业比重为8．12％，城市化水平为27．6％，也就是说，这三项指标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级水平。按此分析，江西正处于工业化初期末，并正在向中期转变。
        工业化中期是个什么概念？若按经济学家的说法，是一个地区经济加速发展时期。江西的决策者没有理由在这个关节点上，拒绝唾手可得的诱惑。那么，江西人不禁要问：工业的崛起能担当江西从中部崛起的重任吗？
        彭道宾给我算了一笔账：根据中部六省“十五”规划的GDP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测算，5年后，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山西、江西的人均GDP分别为10016元、8450元、8122元、6907元、6829元、6711元。也就是说，5年后在其他省份不赶超的情况下，江西还是处于末位。
         显然，这是江西人难以接受的败局。那么江西在中部崛起的出路抑或空间在哪？江西的决策者把目光投向了工业。也就是说，江西在中部的崛起首先是工业的崛起。
         彭道宾又给我算了一笔账：若要超过河南、安徽和山西，进入前3位，江西2005年人均GDP必须高于8122元，5年内GDP总量增速需达到12．6％以上。其中第二产业年均增长15．7％，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1453亿元。若要超过湖南进入第二位，江西2005年人均GDP必须高于8450元，5年内GDP总量平均增速需达到13．5％以上。其中第二产业年均增长16．6％，第二产业增加值达1511亿元。
         这是江西人最愿看到的“进三争二”的胜局。
         为此，江西着手加长工业这只“短腿”：先是以大开放来促招商引资，后具体解决“发展民营经济、国有企业改革和工业园区建设”的制度和政策障碍。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政策措施少了空洞，多了“含金量”和可操作性。就拿“关于工业园区”建设这个文件来说，就有36条具体措施，并且条条可用。如今江西省已有110家工业园区，招商引资项目中有60％在工业园区内。
         仅仅一年过后，江西从“工业化核心战略”中尝到了甜头：今年上半年，江西GDP增速是9．6％，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6个百分点，居中部六省第三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率达15．03％，居中部六省第三位。此外，今年1－9月，江西实际利用外资金额7．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倍多，实际利用内资272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9％，位居全国第一。据经济专家预测，今年江西实际利用外资可达11亿美元。与此同时，江西的新增企业数成倍增加，南昌市有时一天要增加40个企业，仅赣州市去年就增加了近700家企业。正如江西省省长黄智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如果江西的工业能占GDP的50％，那就标志着江西崛起了。

        江西的崛起，对中部其他省份来说具有极大的区域鼓动性。
        江西的崛起，对中部其他省份来说具有极大的区域鼓动性。解读江西，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暂时的落后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有正视落后的勇气，有不甘落后的精神，有甩掉落后的行动。江西能做到的，中部其他省份也同样能做到。而有时简单到仅仅是换一个思维角度。
        江西省委政研室副主任余树清告诉我，回过头来看，随着大开放的推进，江西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开始凸现出来。言下之意，江西在不断提高开放水平的同时，改革已成为“头号工程”。在此之前的种种迹象已表明了余树清的这个判断并非揣测。如此前出台的“关于学习浙江经验”的文件，就可从中看出改革的色彩较浓。今年4月，江西又适时启动了“塑造江西人新形象”工程，即“求新思变、开明开放、诚实守信、善谋实干”，江西人把它俗称为“十六字工程”……
        对于江西来说，这个工程又给江西在中部崛起赋予一种怎样新的内涵？我得深长思之，
        眼下可以看清楚的是，江西正在中部崛起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祝福江西。（转自《决策咨询》2002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