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中国的媒体10年来有些什么样的发展变化？
李希光：最近几年我很少接受记者采访。我为什么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是因为，我觉得《广州日报》是个有公信力的报纸，至少在南方这是一家十分难得的有公信力的报纸。另外，在采访前你首先问我，我可以不可以录音，这句话也非常符合一个记者的职业道德，因为你不是在偷录而是在争得被采访者同意的情况下公开录音。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在偷偷录音录像，不告诉被采访者。广州日报能给予被采访者知情权，这一点很难得，这是一个有公信力的媒体应该做的基本的东西。这讲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非常难。这就涉及到你提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媒体10年来的变化，我现在不乐观，我感到悲观。这就是我们媒体公信力的缺失，这也是我目前正在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什么叫公信力，就是公众对媒体的信任。近年来，西方学者在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做的调查现实，记者的公信力排在各种职业的倒数第一第二，英国是倒数第一。在澳大利亚，记者的公信力和二手车推销员、房地产推销员差不多。中国现在没有人做过记者公信力调查，不能确切地知道在人民群众心目中，记者究竟是不是值得信赖的人。为什么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悲观，如果人民群众开始不相信、怀疑我们的媒体了，首先，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将得不到保证，人民群众将失去对客观观察认识现实世界的信息源。其次，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将得不到保障。
记者：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媒体公信力的危机呢？
李希光：有这样几个原因。如果用辩证法来看待这个问题，今天的媒体，存活在很多对立的统一。今天的媒体、新闻编辑部、记者的职业道德存在许多对立的和自相矛盾的问题。比如，很多媒体自称是社会的良知、为公众说话。大多数记者都自认为，甚至坚定地认为他们是在为公众说话，是公众的代言人。我们的新闻学院在课堂上，也是这样要求下一代记者的，要求他们做社会的良知，为公众说话。但是，这个记者所代表和服务的媒体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它是代表公众的利益？代表社会的利益？代表公众的良知吗？
如果今天的媒体代表的是公众利益，那么，它所面对的读者、观众、听众应该被视
为公民，媒体应该对每个公民负责。但是，今天，媒体不在把受众当成公民，而是当成“媒体消费者”。今天在中国运营的多数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新媒体、境外媒体，表面或背后有一个经营者或投资者。这些人关注的是它们直接的消费者。今天的各类媒体存在的目的是获取广告，新闻只不过是为广告填补空白的东西，而记者是为广告填补空白的人。媒体的广告来自于收视率和发行量，广告客户要求的很苛刻，你必须达到一定的收视率和发行量，而且你的受众必须满足广告客户的人口构成。比如，购买力必须在多少钱以上的，月收入必需是3000元以上等等。而且，广告客户还要求阅读和收视年龄必须是肯花钱的年龄。再如，某家些报纸做自我介绍的广告是这样写的，“我们报纸的读者，年龄是30岁左右，月收入3000元以上，代表未来的中产阶级。”这样的受众定位如何能确保这家报纸代表社会各个阶层。如果不能多元地代表社会各个阶层，如何证明这家报纸代表了社会良知。如果你真心地要表明代表社会良知，你为什么不办一个民工专版？那些自称有良知的中国媒体人为什么不投资办一份中国民工报？这个问题涉及到一对矛盾，就是记者所代表的公众利益与媒体自身所代表的商业利益和其背后的精英利益集团是对立地。令人担忧的是，很多记者不知道自己是在为一个商业集团服务，他以为自己还是在为表达社会良知服务。
今天的许多记者在进行新闻报道时，报纸对他的奖赏是，记者的稿件在报纸上刊登
在头版上，稿件就值钱，记者个人的收入就高。但是什么样的稿件能上头版呢？报纸的核心竞争力在头版，很多报纸只把那些吸引眼球、刺激情绪的内容放在头版。但是，问题是，在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很多重要信息并不一定吸引眼球，更不一定激发情绪。结果，这样的稿件由于它不吸引眼球，或者不被刊播，或者记者根本不去采访。
再一点，由于今天媒体对好记者的判断，就是看他能否搞到丑闻、绯闻、秘闻、内
幕新闻。结果，记者的思想方法、工作模式、写作风格、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记者越来越相信，只要能像私人侦探那样搞到丑闻，就能上头版，上封面，做专题，最后还可以出书扬名。中国那些名牌大学新闻学院培养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都派不上用场了。今后的记者编辑应该来自于警察学校和私人侦探学校。结果是，记者的准入门槛越来越的。低到什么程度？现在的北京、广州等地，现在正在找工作的一些大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找不到工作就去当记者。”不仅仅是新闻学院的学生这样看，其他学院的学生也是这样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悲哀的局面呢？现在有一个误区，有的报纸打出“我们捍卫新闻
专业主义，我们的报纸需要的是职业记者。”什么叫专业主义者，医生、律师称之为专业人士。专业人士的职业特点和基础是什么？是要有丰厚的年收入、牢固的社会保障和稳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固定的月收入。而今天，许多境内外媒体的广大编辑记者和编导并没有这样一个坚固的物质基础，新闻专业主义又从何谈起呢？新闻专业主义要求公正、客观、无偏见。就象医生一样，我不管这个病人持什么样的观点、我对我所有的病人一视同仁。我们的记者能做到这样吗？据了解，目前中国各类媒体中，有超过100万的媒体从业人员，其中近80%的人与媒体之间没有签定劳动合同。这很可怕，许多新闻学院的学生不愿意去电视台工作，不论是境内的还是境外的电视台，就是因为这些电视台不和他们签定劳动合同，不给他们购买劳动保险，甚至有些记者连月工资都没有，没有记者证，最多给出一个出入单位大门的临时出入证。有的电视台给记者的报酬是按发表的字数、播出的分钟计算。这叫“卖文为生”，甚至有些媒体连稿费都不是通过正规途径发出，而是拿出租车发票、下饭馆的发
票换取劳务费。
今天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们的记者嘴上高喊社会良知、维护人权，但是，每
时每刻，他们自身的基本人权和个人的尊严在遭受自己雇主的践踏。很多记者在变成没有阶级觉悟的“新农奴”。没有固定工资、没有劳动合同和社会福利保险，如何成为一个专业工作者？记者是如何变成“新农奴”的？卖文为生或“买秒为生”给他戴上了一个沉重的枷锁。他每时每刻考虑的不是如何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而是在考虑如何让自己的编辑、主编、制片人满意，主编喜欢什么选题就采写什么，主编喜欢什么角度就写什么角度。只有这样，文章放可以上头条，可以播出，可以赚大钱，可以一夜成名。卖文为生等于把自己的思想套上了新的枷锁，这个枷锁就是让主编满意对他们的报道和选题满意，主编要让代表这些媒体的经营者、投资者和背后的利益集团满意。
还有流浪在社会上数不清的自由撰稿人和自由制片人。这些人更是卖文或卖片为
生。为了养家户口，他们可能要一稿多投。这些人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没有最低工
资，更没有人负担他们的采访费。他们中的确有不少有良知的记者。但是，还有许多人在从事这项工作时，并不是对社会和公众负责，他只对他的文章或片子能不能发表或播出负责、能不能换来钱负责。
记者：您刚才很尖锐得提出了有些记者是在“卖文为生”？这是否是造成大量虚假新闻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希光：作为一个记者，最重要的是必须讲求职业道德。就象医生，如果没有职业道德就没有资格行医。记者的职业道德是对谁负责呢？首先是对报道的真实性负责，第二对所报道的事实的准确性负责，第三要对自己的读者负责，因为读者和观众与媒体有一种社会契约，这个契约体现在，读者读一份报纸，是因为他相信这份报纸提供的都是事实，是确凿的事实，是经过严格核实的，绝不是猜测、猜想、流言。作为记者不可以背叛这个契约，作为记者不可以东拼西凑、不可以断章取义，否则记者就背叛了读者、背叛了观众。记者还必须对被采访者负责，记者必须完整、准确的报道被采访者的话，绝不可以断章取义、偷换语境、偷换概念。但是今天，很多记者和媒体为了生存，不会去核实新闻的事实。
“卖文”可怕在哪里呢？就是记者只对稿件能不能上版负责，这就造成大量的虚假
新闻。但是中国目前没有人敢于和媒体打官司，因为媒体背后代表的利益集团非常强
大。结果，人们的言论表达权被践踏，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被破坏了。如何能做到言论的自由表达？准确、平衡、公正。新闻自由最难做到的是记者编辑能从自己的偏见中获得自由，能从经济压力中获得自由，能从报纸、电台、电视台的老板那里获得自由和解放。现在来讲，中国媒体的商业枷锁非常沉重，这个枷锁的呈现形态是收视率、发行量。收视率和发行量成为约束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新枷锁。从我有限的知识看，广州日报是为数不多的，既面向市场，又在市场竞争中，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切实地给记者发月工资，给记者购买保险的报纸。这一点是很难得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没有记者的人权保障，怎么能保障记者去公正地报道别人，如果记者本身在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他又如何公正地去对待别人呢？
记者：最近几年中国媒体发展有些什么特点，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李希光：最近几年，中国媒体发展明显朝着新闻的娱乐化、小报化发展。娱乐化不仅仅表现在大量肤浅的娱乐节目、娱乐报道充斥着各种媒体，而更表现在新闻报道的娱乐化、肤浅化。比如，一个印刷媒体要采访一个新闻人物，它很难完整的把这个新闻人物的意见全部、准确、客观地发表。比如，一个记者采访进行了4个小时，很可能最后就发表了3000字，3000字也就是半个小时的内容，于是记者编辑不得不在4个小时中删减出半个小时来，这半个小时是记者的主观价值判断，是根据那些能刺激读者和观众的内容和语言，能引起收视率和发行量的话进行删减的。娱乐化带来的是新闻的不完整和新闻的不准确。但新闻的生命在于其准确性。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媒体激烈竞争的结果。
首先，新的传播技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商业竞争，其次，市场化带来了更多
的新闻出口的竞争。新的传播技术主要体现在，移动技术、数码产品、卫星电视、移动电话等的出现，都使采访内容非常迅速、便捷、便宜的的传播出来。这些技术带来的结果是，各个媒体都争先恐后第一时间报道新闻，“第一时间”成为了新闻的核心竞争力。
争夺第一时间报道新闻，后果是可忧的。新闻的核心竞争力是新闻的真实性，早一
个小时，晚一个小时报道不影响大局。即使早报道了，但是如果报道了假新闻，这对于人民群众的伤害力是非常大的。为什么“第一时间”会带来虚假新闻和肤浅呢？现在人民群众生活在一个媒介化社会里。所谓媒介化社会是指今天人民群众看待社会和现实是通过记者的眼睛和媒体的窗口在看世界。发生了一件事情，媒体报道刊登了，人民群众就觉得是真的。但是媒体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很多媒体为了显示自己的报道是真的，显示自己强大的影响力，抢夺的是媒体注意力，争取自己的记者的一时间出镜，只要有记者出镜，有同期声，似乎自己就是具有最大影响力的媒体。但是，往往并非有画面、有照片就等于是大新闻，等于是真新闻。这一切只等于肤浅。
记者：现在媒体的商业化运做程度很高，这如何损害我们的新闻传播？
李希光：上面我们所说的中国媒体朝着娱乐化、小报化发展就是商业化带来的结果。商业化的一个要求就是低成本制作。商业化就是为了刊登广告，新闻和评论就变成了为广告填补空白的东? 商业运营来讲，是要用最低的成本来填补广告的空白，怎么办呢？现在一些媒体采用的模式是，观点让位与新闻。新闻需要记者采访，但是观点不用采访就可获得，而且对于刊播的观点媒体不用负责。有的媒体现在搞一些谈话节目，在节目最后有一行字幕，说本栏目观点只代表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但如果是新闻报道，媒体就不敢这么写。所以一些媒体为了保证不出法律纠纷就用观点取代新闻。
观点取代新闻还有一个好处是，便宜、廉价、省时、省力、省事。现在一些电视台
平均一条新闻要播出40秒，需要两到三个人去采访、摄像、录音、编辑制作，平均一条新闻需要2万块钱成本。如果是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需要100条新闻，制作成本200万；一个谈话节目，电视台雇用两个评论员，或请嘉宾，一年也就花200万，制作新闻节目一年的成本如果按照2万块一条计算，一年要花费几亿元。
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是事实和真相，而不是观点，人民群众是通过媒体客观呈现的事
实，形成观点，我们第一时间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观点。而今天我们的新闻报道质量受到了新的传播技术和商业化竞争的损害和破坏。
记者：目前网络媒体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很多网站开始建设自己的新闻采编队伍，这会不会挤压传统纸质媒体的生存空间？
李希光：对于这一点我并不悲观。网络未来呈现什么形态我们还很难预测，我认为未来网络不会取代报纸。首先因为报纸便于携带，网络当然也可以携带，但还不是那么方便。另外，关于网络，我们不要看上网的人数，关键是看什么样的人在使用报纸、什么人在上网。主要使用报纸的有两种人，一种是中年和老年人，还有就是没有时间上网的人。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那些有影响的人在使用报纸，他们并不上网。
在中国上网的人中有年轻的穷人，中学生、大学生、无收入者，或者是民工，因为中国的网吧最便宜，可以发泄，可以和陌生人说话，可以发泄心中的不满。但是一个成熟的人，事业上的成功人士，拼命在追求自己事业的人多半不会参与这样的活动，他们有自己固定的生活模式。随着一个人成熟了，社会地位巩固了，就会逐渐脱离网络，所以报纸的生命力很强。目前人们比较关注网络，可能是因为有一部分固定的人群上网，但随着他们年龄的增大，慢慢有了自己固定的工作、固定的收入，进入了社会的某个层面，他们可能就逐渐改换成另外一种媒介的消费方式。比如，《广州日报》作为中国南方、珠三角地区最有影响的报纸，人民群众喜爱它，主要因为它的头版做的比较好，它的头版是人民群众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果没有了报纸，人民群众就没有了共同关心的话题，就无法形成舆论和民意，社会就没有凝聚力，人民就不团结，就会失去社会关爱，社会公共利益会受到严重伤害。
记者：我们未来应该如何对报纸进行改革？
李希光：未来报纸的发展和改革很简单，首先就是要重建公信力，从新闻的准确性出
发，只报道事实不发表观点，坚持事实大于观点，而且必须是报道完整的事实。
目前，中国报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公信力受到了极大伤害，媒体缺乏道德、没有
职业操守，记者编辑没有专业素养，没有基本的科学知识、人文知识、历史知识、地理知识、国际知识等素养。很多媒体现在喜欢招收年轻人办报纸，认为年轻人敢说真话、有创新精神。但是，真实、创新并不是属于那个年龄层的人。我们办报纸不能靠煽情主义。某些媒体鼓吹靠年轻人办媒体、些新闻主要还是有经济利益驱使。招聘年龄小的员工，这些人没有高级职称，可以少付工资，不买保险，不付养老金，而且这些人知识不广博、没有社会阅历，在思想上、感情上不成熟，可以不顾后果、不考虑当事人的感受、不考虑是否伤害被采访人，什么都敢写，出现侵权或虚假事件后，社还可以很容易的把他们开除。
真正的言论自由来自于记者编辑的铁饭碗。就好像，如果一个教授没有铁饭碗，他
可能要看同行的脸色观点写论文，不然年底就要被同行考核不合格、丢掉饭碗，他怎么敢创新，写出和别人不同的观点。如果一个教授不是终身教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如果记者没有铁饭碗，他怎么敢报道出和自己的总编、主编观点不一样的新闻。记者极难获得的自由是从自己的主编和总编那里获得自由，因为他随时可能被他们开除。
记者：报纸应该如何建立公信力？
李希光：中国媒体必须要建立公信力，没有公信力的媒体是短命的、是没有战略目标
的。建立公信力，首先是从记者、编辑包括总编辑的专业素养入手，包括总编辑在内不应该是代表某个利益集团说话，首先要从自己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属于人民的，不是属于某个记者编辑和某个媒体的。现在媒体存在的问题是，言论和报道的自由体现在新闻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今天谁掌握新闻产品的生产工具，谁就拥有新闻的话语权。媒体报道一件事情只报道这个媒体的总编或者经营者喜欢的角度和观点，媒体老板不喜欢的观点和人一律不采访不报道，这不就成了谁拥有媒体谁就拥有自由吗？或者说，你不拥有媒体，你就永远没有言论自由。
另外，中国媒体公信力建立，必须有一批有思想的、有觉悟的、职业素养的、有道
德的新闻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中国记者的基本权利维护委员会，包括记者的待
遇、基本工资、福利保障，使记者有能力与媒体的管理层讨价还价，要使广大记者编辑意识到他与媒体的管理层和经营者是对立统一的。另外，全国人大或者中国记者协会，应该设立一个新闻投诉委员会或者虚假新闻投诉中心，如果记者背弃了公众的信任，报道和传播虚假新闻，人民群众就可以举报，并由这一机构处理。在英国就是如此，英国有个新闻投诉仲裁委员会，一旦发现某个媒体报道了虚假新闻，要向全国公布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结果，此媒体要在原来的版面或原来的播出时间段刊登仲裁书，此外，英国对严重侵犯和制造传播虚假新闻的媒体还有严厉的罚款制度，罚款额度高达该媒体年收入的3%。
<转>04141226朱卓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