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诺基亚谈起
一、 一则并不太引人侧目的新闻
“诺基亚：价格便宜是成功关键
http://www.cnmaya.com 10月26日 20:09
据路透社报导，诺基亚总裁日前声称，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设计和销售功能简单、价格合适，人们买得起的手机是他们企业能稳居手机行业营业额首位的关键。
他声称诺基亚的手机主要是用于传送声音而不是用于高级的数据传输，基于这个设计理念，诺基亚制出的手机是诺基亚销出手机的７０％，虽然诺基亚也进行高级手机的开发，但他们生产的重点还是面向大众的价格便宜的手机。”
上述连标题在内，仅有191个字的新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它却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作了一个很好的注释
二、 诺基亚析
专业化
“我（奥利拉）上任后很快任命同时期的人负责诺基亚的主要业务，此时诺基亚已经摆脱了造纸和橡胶业务，几个月以后，这支队伍又提出了更精锐的战略：以电信为主导，专注全球化增值。电缆公司很快被卖掉。在几年之内，电视机和电脑业务也被卖掉。”
文化、人与组织,
主持人：我看到一份芬兰杂志在封面文章中称你为“诺基亚之王”。文章提到，尽管诺基亚成功的原因很多，但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你本人；如果没有你，诺基亚或许还在黑暗中徘徊。
奥利拉：我不赞同这种看法，诺基亚今天的成功应归结于我们的管理团队
、、、
主持人：为什么诺基亚的员工敢不通过老板拍板自己作决定？如果这个决定错了怎么办？谁来担当这个责任？
奥利拉：实际上，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谈到企业文化了。
诺基亚本身管理有一个特点：他给予员工的自由度很大，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取得最大的成功，领导不会催促你或告诉你应该怎样做，他只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你，领导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员工搭建一个可以合理运转的系统平台。在诺基亚，只要你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精力，并且愿意把它们释放出来，你就不会受到任何的阻碍，即使做错了也没关系，可如果你不做，恐怕半年后就要走人了。
、、、诺基亚的价值观就不可能传达给每一个员工，诺基亚员工也不可能如此齐心协力。
------附件三：移动之王：诺基亚公司董事长约玛·奥利拉
风险探查，企业的触角
“、、、技术巨头诺基亚在奥卢的地位举足轻重。该公司于60年代初来到这里，它在这里的员工已经达到4800人，其中从事移动电话研发方面的人员就达1500人，网络方面的人员更高达3300人。”----附件二：科技之光照亮芬兰小城
“在诺基亚全球55000名雇员中，从事技术研发的人员超过17000名，达到31％。1999年公司在研发方面投入了17．55亿欧元。” ----附件三：移动之王：诺基亚公司董事长约玛·奥利拉
、、、记者到诺基亚采访时发现，诺基亚有一个风险投资机构，任务是对与主业毫不相干的东西做风险投资。---附件一：诺基亚，让我们看到什么
诺基亚，让我们看到什么：
‘价格便宜是成功关键’，普及，大众化；为此，取得竞争优势是其关键所在，诺基亚的生存与发展由三个方面构成：人、专业化及风险探查，它完整地注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还有、、、
三、 人类的进步
人类活动的全部含意在于：如何生存，如何更好的生存。
就整体而言，人类早已解决了“如何生存”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如何更好的生存”，它包含了人类的一切动机，甚至于死亡，人们所追求的一切进步：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莫过于此。但人们在开始追求此‘进步’的时侯，仅在理念的意义下，尚不能取得实证，故，‘进步’弊端产生于此----‘进步’之实证，文明的副产品，如：工业污染。
抛开信仰的差别来看待人类的进步。
在一般的意义下，“如何更好的生存”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由此演绎了人们的“组织”、“社会”与“政治”，而非反之。
社会的专业化进程是为了取得竞争优势，它由两个过程构成：
Ⅰ、个体，个人或企业，技术优胜者比他人有更低生产成本，在社会交换中可获得比技劣者更多的利益；为了占有优势，作为生产者将寻求一切的途径取的竞争优势，如：占有新的资源，利用新技术、新发明，取得法律上的专利权，谋求政府或官员的保护，误导传媒，不择手段地打击同行等等，不一而足，生产者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本能的作为，但从经济学角度看目标都是‘取的竞争优势，降低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做法上则是尽可能而为之了；
Ⅱ、作为社会整体，由个体开始的专业化进程却有增加社会交易成本的趋势，社会将被迫引入新的交易内容或交易过程；整体交易成本的上升有可能会抵消局部的（生产）成本下降，从而破坏个体之专业化的进程度。
专业化的社会表现为：旧的产品越来越好，新的产品越来越多；‘专业’的扩散则体现为：日益大众化，技术的普及。对企业而言，专业化并不是第一所求，‘专业’的扩散即：大众化才是关键所在，唯此才会使企业获得稳定的利润。
综上所述，社会个体（个人或企业）为了取得竞争优势以降低生产成本为途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以较少交易成本实现其产品的利润，其产品的最终实现还必须通过社会交换过程，社会的整体交易成本有抑制个别交易成本的可能注1。
皮尔、卡丹，通用电器，IBM，无线电话，因特网都是例子，‘试验室’、专利技术可以给企业的仅是未来，‘大众化’带给企业的才是利润。
作为生产者，唯有占有竞争优势才算获得了社会竞赛的‘入场券’，唯通过其产品的销售，产品的扩散，才可获利，实现优势之价值；没有产品的扩散，竞争优势只是空谈，毫无经济利益的空谈。
我所见过的最自欺欺人、最无耻的一幕就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的说教了，社会主义也许确实优越，但我看到的却是“社会主义的同志”越来越少了，社会上的‘同志’却越来越多；老大哥换了国旗，齐奥塞斯库和恩维尔同志被叛徒杀害了；小兄弟越南、北韩争着往美国奶妈的怀里钻，拉都拉不住；唯有卡斯特罗同志最坚强，只是相距太远，谁都顾不上谁，打个电话都特费钱。
言归正传，在我看，生存的逻辑应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则必需取得竞争优势，为了取得竞争优势则必需要降低交易成本，至于如何降低交易成本则五花八门了，但总不外乎从两个方面入手：1、提高自己；2、打击对手；最狠的就是‘混合拳’了。
不过在我看来，从效果上讲，非敌对势力就尽量不要采取“打击措施”，任何“打击措施”都是有针对性的，劳心、劳力，但凡“有针对性的”的举措其有效范畴都非常有限，因此同样的劳心、劳力不如用于“提高自己”，使任何对手难于参与竞，时半功倍，而前者却有黄雀之险，令人防不胜防；从道义上讲，“打击措施”常属阴谋范畴，故在道德上就显得不那么光明磊落了，有违人性。
社会生存竞争的法则。
在二战以前，由于人类的武装能力与跨国协商的欠缺，各国间的利益竞争常付之于战争，就如同原始社会在无法律的情况下常武力解决人们之间、部落之间的利益冲突一样；二战以后，联合国及国际法的建立使得国家之间的竞争更为有序，在合法的前提下竞争，任何非份的想法都必将受到制约，韩战，英阿之战，萨达姆，南斯拉夫都是例证。
因此，为了更好地生存，唯建立公平的法则以保证个人、企业、国家之能力自由而的充分发挥，而非试图去以主观意志去干涉自由竞争，人为地限定禁忌。
从此来看，军备扩充、国际间的贸易壁垒、政治争吵、国内的保护性政策条款都是十分愚蠢的，‘把孩子扔到水里！’，他自然会学习游泳。
四、 民主与独裁
西方学者总是推销民主，认为其是人类最佳的选择，我到不以为然，民主，并不是我们人类的最的好选择。
我认为，人类有四种社会管理体制可供选择：聪明的民主、聪明的独裁、愚笨的民主、 愚笨的独裁。
从交易成本来判定，费用的排序一定是：
聪明的独裁﹥聪明民主﹥愚笨的独裁民主﹥愚笨的独裁。
因此最佳选择应是：聪明的独裁；在此体制下，独裁者，也就是领袖，他的任何选择都是最佳选择，照着做就行了，更本用不着探讨，干完了应当干的活就去吃喝玩乐，什么也不用想，很舒服；而最不幸的选择是愚笨的独裁，独裁者自认为聪明的选择，都是最臭的选择，百姓们却又不得不照着做，也最为不幸，身心具损。
问题来了，我希望得到最好的，却要冒最坏的可能。就好像我们参加考试，照抄标准答案可得100分，但一旦被监考官发现，将得到0分，也许有想冒险的，但我一定会不会选择抄考，尽管拿100分很难，但多少自己都可以得些分。
因此，民主，无论是聪明的还是愚笨的，都是社会无奈的选择。
独裁爱好者们总喜欢用民主社会的缺撼告诫人民，嘲弄民主，我也知道，民主有时的确很可笑：选择缺乏先见之明；很愚蠢：衍生了独裁，但他最终是可以改正的。
事实上，独裁并不是社会的选择，它是民主的异化，它来自不太聪明的民主，因社会的的否定机制出现了问题，主观意志膨胀，社会没有及时果断的说‘不！’，我猜想，其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懒惰与胆弱，以信用的膨胀为过程，以大规模的社会灾难为诱发条件。
二战初期，英国人民果断的抛弃了张伯论选择了丘吉尔；二战结束后，英国人民同样果断抛弃了丘吉尔。
斯大林、毛泽东走都是在‘信用的膨胀’下走向独裁统制的；个人的信用膨胀将到导致个人的独裁统治，同样的道理，政党的信用膨胀同样将导致党的独裁统治。事实上，个人的信用膨胀与政党的信用膨胀常交织为一体，是一个彼此强化的过程，很难区分它们，在此情况下，社会则必然处于高压政策之下，苏共的‘肃反’，我们的‘反右’与‘文革’都是教训。
对于信用膨胀的防范，我的看法是：建立合理的管理机制：包括法律和社会信息系统，严防个人信用膨胀。
一战结束后，德国寒气迫人，希特勒是社会最为无奈的时刻，举经济振兴的大旗拿起权杖的。
五、 有趣的的推论：‘竞争优势’与国家（企业）的兴衰
从结构上看国有企业
我国的全民企业来自两个方面：建国时接管的战利品；公私合营时的强行收购。
在公私合营之后，所有的企业一概地、彻底地成了国有的、全民的企业，‘国有的’是实质，‘全民’只是幌子。在此体制下，企业只有一个主人，政府，更确切地讲是共产党，各企业的经理只是共产党派往企业的资产代理人（班子）。
资产代理人在企业中享有绝对的指挥权，因为他是单一大股东的代理人，只向大股东负责，在代理人眼里，工人只不过是一种‘智能机器’，是一种有‘情绪的’资产。
资产代理人，在承上启下的位置上，是一个很关键的角色，直接掌握着企业的资产，管理着工人。
奶妈与主人
奶妈：看在钱的份上，孩子是别人的；主人：既要对奶妈笑，当然了，也可以不笑，但处处小心则是一定的；沟通，‘听到了’与‘听懂了’是两回事，因动机所致，彼此注2。
推论1：以‘孩子’取票子，看在钱的份上
40年前，资产代理人对工人们讲‘你们是财产的主人’，也许还会有人信，但这种说法被讥为：‘奶妈怀里的孩子’----看得像自己的。因此，无论是资产代理人还是工人，对资产的责任心都十分有限，企业的发源展动力也十分有限；当然了，一定会有真爱‘孩子’的‘奶妈’，但社会发展不能以个别为基点，要基于社会的‘平均水平’。
可悲的是，正是这种‘奶妈心理’，无论是资产代理人还是工人都会对资产的真正主人在口上表达其的十分的忠心与认真，诸如：‘坚信共产主义’、‘用不生锈的螺丝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浮夸、报喜而隐忧，欺上瞒下，衍生其上，成了全民企业的最为主要的特征之一。
公有财产的悲剧源于此。
推论2：‘竞争上岗’
我们的企业由单一大股东持有，面对厐大的财产，大股东唯有为‘孩子’选好‘奶妈’，每一个孩子都会有几个‘准奶妈’参与竞选，当选奶妈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一人之下，众佣之上’，‘抱着少爷，吃不到肉也能喝点汤’。
因利所致，竞争上岗成了为争宠的人事斗争，没完没了的内斗。
单一大股东持，一定会导致‘人治’，其并发症是独裁统治与高压政策。
推论3：管理制约
假定我们的国有企业有足够的动力，但在此资产结构下，单一大股东对企业拥有绝对的监管权，凡事均需上报；也许会有个别敢干的代理人，先斩后奏，那么，请你相信，一定另有人报，出于同样的原因：竞争上岗。
我国的管理制约，是一种递归结构，在企业之上是主管局及县、地、市、省各级政府，除此以外还有中央各部委，环节上的任何一节，对下是主人，有‘主人心理’的一面；对上还是代理人，还是逃不过‘奶妈心里’。
上一级代理人，对下面的问题之因果关系的把握自与第一线的人员有差别，故有古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在此资产结构下，层层负责，层层审批，成了谁都不负责，上报审批成了公文的‘马拉松’。
2000 10 31日，香港经济日报E8版以“放下等级观念若基亚化腐朽为神奇”为题报道了若基亚的管理思想，文章分为三个小标题：Ⅰ、标榜自由创新 权力下放；Ⅱ、让专业人事决定；Ⅲ、‘若基亚之路’集思广益。
文章的标题以经可以清楚的看到其发展的动力所在，但这种动力源自诺基亚的资产结构与企业文化，同一个奥利拉，给他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结果将怎样？
2003 5 1 新闻：奥利拉自杀了！
看来，若基亚还有些东西是我们没有看到的
推论3：开放下的国有企业
我们的国有企业来自于对国民党政权的接受及对国内资本家的掠夺，在50年代，全民企业占有决对的统治的地位，那时连集体所有制企业都很少有；无论是那一种性质的企业无一例外地被强制性地要求按‘计划经济’做事。
80年代，经济的开放使得社会有多种所有制并存：全民、集体、个体、私营、中外合资，实际上这样的划分是依据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公有与私有、外汇管制，他们真正的性质却被混淆了。此非本文主题，略之。
企业的划分是为了管理上的需要，不同性质的企业享有的社会待遇不同，企业的环境不同，在上述各类企业中唯全民企业享受的待遇最高，但持续发展的动力最小。
在企业间的竞争中，全民企业对竞争的反应是寻求‘爹’的庇护：政府救援，如：行业垄断；政策保护，如：双轨制；民营企业在大比拳脚之余则在政治上下意识地谋求企业在政府中的政治代理人，贿金成了‘代理人’的工资，官商勾结、政治腐败由此而来。
从此看来，腐败源自于不同的企业经营环境，源自于政策壁垒；在我看最先搞腐败的是全民企业，为了在竞争中保有优势，其他性质的企业（集体、个体、私营、中外合资）则是不得已而为之。
推论4：可怕的开放
WTO的压力，看起了象是经济的，实际上是社会资产结构的与文化的；它对我们的影响是本质上的：重新定位社会的资产结构，从而重新分配社会权力与利益。
WTO的开放，从权力分配的角度看是带有很大的强制性，把民营、国营、外资、合资、、全都放到了一条起跑线上：最小的商业壁垒（政策、社会环境），跑的快的是那些‘交易成本低’的企业。
由于受资产结构的制约，全民企业的竞争能力将是最弱的，由此将动摇全民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而威胁到共产党的执政。
经济的放开同样会引起文化与传媒的竞争，文化的多元化，媒体的竞争与社会监督将出现在不远的将来，事实上，文化的多元化已经来临：INTERNET，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看到有新的社团组建，随后，党派的竞争也会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出现，‘资本’也将谋求一席地位而不再通过‘代理人’，多党执政亦非不可能。
WTO，对我们而言，意味着更低的交易成本，更丰富的产品与文化；对专权来讲却是件极为危险的事，但却是难以逆转的，对谁都一样，人民与政党。
推论5：开放下的‘奶妈’
8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我国曾产生过很多辉煌一时的企业家，但大多数都很不幸，痛苦各有不同，但原因却出如一辄：在计划与市场的分水岭上，焦虑与痛苦的内心。
入关后，一切资源：人、物、资本，都将被市场重估，重新定价，特别是人的重新定价将给我们的全民企业的领导、政府官员带来前所未有的震动，全民企业将出现‘空心化’的趋势：没有人、没有钱（或有钱不敢用）、没有市场，在临界点上，瓦解于瞬间。
即将来临的WTO，对社会、企业与官员的冲击只会强于我们所经历过的改革，若体制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我可以断言，我们将面临一个更加痛苦的未来。
推论6：开放后的党的领导：红旗可以打多久？
十年前，如果在院子里有谁家的孩子入了党，其家长一定会作为一件喜事告诉邻居；而现在这样的情形已经绝迹，无论本人还是家长都不愿意再声张了，甚至还有些难以言表的羞涩。
98年，我的一个朋友入了党，事后我从另一个朋友处得知，并向其讯问此事，答曰：“操！哥们、、、，嗨，一言难尽。”
文化的多元化，将威胁到共产主义的信仰，导致人员流失及后继乏人。
在企业中，如果共产党的股权在51%以上，党支部书记可以放一张大的办公桌，除此之外‘支部书记桌子’放哪、放多大的？就很值得考虑了。
“红旗可以打多久？”-----林彪。
六、 浪漫的社会主义
在附件一：诺基亚，让我们看到什么，中作者浪漫地写到：
发表评论：
博客个人信息
分类
